唐代贞宗年间，朝廷的三司分掌官办开始了飞钱使用。是唐朝经济历史上金融管控的初级探索与历史逻辑。
唐代，由户部、度支、盐铁三司主导的官办飞钱，是以卢旦、王播、王绍分域管理为核心模式，本质是中唐时期中央政府将民间自发的“汇兑信用”纳入官方财政体系的首次尝试。
这一阶段虽未形成全国统一的飞钱制度，但已突破“现钱运输”的传统桎梏，为跨区域财赋调度与商品流通搭建了初步金融桥梁，是中国古代官方金融从“实物管理”向“信用调控”过渡的关键起点。
一、三司分掌的底层逻辑：适配财政需求的“分工而非割裂”
卢旦（户部）、王播（度支）、王绍（盐铁）的职责划分，并非简单的“地域分割”，而是精准匹配了三司各自的核心财政职能，形成“发行-流通-回笼”的初步闭环：
户部（卢旦）：锚定“民财汇兑”
展开剩余81%户部主掌户籍、租庸调，其管理的飞钱主要服务于民间跨区域贸易——如江南商人赴长安经商，无需携带巨额现钱，只需在户部属地机构存入铜钱，领取“飞钱文券”，再到长安户部对应机构兑付，既规避了现钱运输的盗抢风险，也缓解了民间“钱荒”下的货币流通压力。
度支（王播）：聚焦“财政调度”
度支是唐代中央财政的“调度中枢”，负责统筹地方向中央缴纳的赋税（如两税）。其管理的飞钱核心作用是“简化赋税转运”：地方官府可将征收的现钱存入当地度支机构，凭飞钱文券到京城度支衙门核销，避免了长途运钱的损耗与延误，强化了中央对地方财赋的掌控力（尤其针对中唐藩镇割据下的财权流失问题）。
盐铁（王绍）：绑定“专卖收益”
盐铁是唐代中后期最重要的专项税源（盐利占中央财政近半），盐铁司管理的飞钱直接服务于“盐铁专卖体系”：盐商从盐铁司购买盐引时，可通过飞钱汇兑支付货款；盐铁司在地方的盐场、铁冶收益，也可通过飞钱直接回笼至中央，形成“专卖-汇兑-财政”的垂直链路，确保核心税源不被地方截留。
这种分工模式的本质，是将飞钱与三司最核心的财政业务深度绑定，既降低了官方推广飞钱的“信用成本”（依托现有财政体系背书），也避免了单一部门主导可能导致的“信用滥用”，是中唐政府在财政压力下的务实选择。
二、“飞钱致远流通初级阶段”的核心特征：进步性与局限性并存
称其为“飞钱致远流通的初级阶段”，关键在于这一时期的官办飞钱已突破民间飞钱的“局部性”，但尚未实现“全国性”，呈现出鲜明的“过渡性”特征：
1. 进步性：从“私人信用”到“官方信用”的跨越。民间飞钱（如商人之间的“便换”）依赖的是个体商户或商帮的私人信用，流通范围仅限熟人圈层，且一旦商户破产，飞钱便成废纸。而三司官办飞钱以中央财政信用为背书，文券上会加盖三司专属印鉴（如户部印、度支印），兑付稳定性远高于民间；同时，三司在各州府的分支机构（如户部巡院、盐铁监）构成了初步的“汇兑网络”，使飞钱流通范围从“同城/邻州”扩展到“跨道跨区域”（如江南至长安、巴蜀至洛阳），真正实现了“致远流通”的雏形。
2. 局限性：“分域管理”导致的流通壁垒。初级阶段的核心短板，在于卢旦、王播、王绍各自负责的“管理范围”相对独立，缺乏统一的跨三司汇兑规则：
汇兑“不互通”：若商人在户部属地存入现钱，领取的户部飞钱文券，无法在度支或盐铁司的机构兑付，需重新在对应三司存入现钱，增加了跨业务场景的汇兑成本；
费率“不统一”：三司根据各自管理的业务类型制定汇兑费率（如度支针对赋税汇兑可能低费率，盐铁针对盐商汇兑可能高费率），导致同一地区、同一金额的飞钱，因所属三司不同而成本差异显著；
核验“不规范”：虽有印鉴背书，但三司对飞钱文券的真伪核验标准（如印鉴样式、文字格式）不统一，部分偏远地区的机构甚至无法识别其他三司的飞钱，导致“兑付难”问题偶有发生。
这些局限本质是“财政职能优先于金融职能”的结果——三司推行飞钱的核心目的是服务自身财政需求，而非构建统一的金融工具，因此“初级阶段”的定位恰是对其历史属性的精准概括。
三、历史价值：为古代官方金融体系埋下“信用种子”
尽管三司分掌的官办飞钱仍处初级阶段，但其对中国古代金融史的影响远超“汇兑工具”本身：
首次验证了“官方信用”在金融领域的可行性：通过三司背书，飞钱从“民间自发行为”升级为“官方财政工具”，证明了中央政府的信用足以支撑跨区域金融活动，为宋代“交子”（世界最早纸币）由民间向官方过渡提供了重要经验；
构建了“财政与金融结合”的早期范式：将飞钱与赋税、专卖等核心财政业务绑定，使金融工具直接服务于中央财权集中，这种“财政金融一体化”的思路，影响了后世近千年的官方金融制度（如宋代三司使掌财政与金融、明代宝钞与户部的关联）；
缓解了中唐“钱荒”与“财权流失”的双重危机：一方面，飞钱减少了现钱的物理流通，间接缓解了唐代长期存在的铜钱短缺问题；另一方面，通过度支、盐铁司的飞钱调度，中央得以更高效地掌控地方财赋，在藩镇割据背景下巩固了财政根基。
总结
卢旦、王播、王绍分掌三司官办飞钱的阶段，是唐代金融从“民间无序”走向“官方有序”的关键过渡。它以“财政需求为导向”，虽因分工壁垒未能形成统一体系，却首次将“官方信用”注入跨区域汇兑，既解决了中唐的现实财政痛点，也为中国古代官方金融体系搭建了“信用框架”。这一“初级阶段”的探索，看似稚嫩，实则是古代金融从“实物时代”迈向“信用时代”的重要一步。
田秋平，中国作协会员港股配资，中国钱币学会纸币专业委员委员，中国金融作协副秘书长，中国收藏家协会古钱币专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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